夜幕降临了，大地更冷了，寒星闪闪烁烁，弯月紧锁着眉头。专列不管不顾，像一条银龙一路呼啸驰进潇楚大地。

南巡同志的专列，只在星城停靠了一会儿，与潇南省委书记和省长交流了一会儿，就再次启动，往南去了。其实在此之前的潇北省会，南巡同志也是在专列停靠加水的一段时间，跟潇北省委书记和省长说了几句。

这一次也不例外，南巡同志只是与潇南的两位当家人说了不到十分钟话，就挥手告别。

但这短短的十分钟里，南巡同志说的话，却让潇南省委熊书记想起了两则事来。

第一个事是1990年，在华夏的南方城市、北方城市、东方城市和西方城市，迅速在流传一则笑话，那时的笑话不可能见报，也不像现在短信那么发达，那是在饭桌，在酒桌，在一圈一圈的人群里传播的笑话：美国总统布什，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还有华夏的郑南巡，三个人每人坐着一辆车，走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布什的车向右转弯，戈尔巴乔夫的车紧跟着向右转，郑南巡则从容淡定地告诉司机，打左转向灯，向右拐，跟上。

在华夏从事政治，成为一个大政治家，成为一个敢为天下先的大政治家，被人当笑话讲，那只是付出的成本中最低的一种。解嘲的办法是，你才华出众，貌倾天下，那一定被人中伤；当你快要提拔时，一定会有人告你；当你被全国人民当笑话讲时，你就变成伟大领袖了。

政治是个奇怪的东西。神经，顽皮，多动。像淘气的坏孩子。它是最难驾驭和最难控制又最难传授的一个东西。

另一件事是在1990年3月3日，郑南巡在退休后又一次找了几位中央负责同志，他在退休时曾有言在先：“以后中央的工作我不过问，除非特别大的问题。让新的中央，特别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独立思考，独立工作。”

结果他还是忍不住，还是要讲。在大问题上他不得不讲。

他说：“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好像没问题，但如果长期这样，也叫滑坡了。年增百分之六的速度是不是真正能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个要老老实实地计算，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生活水平究竟怎么样，人民对这个问题感觉敏锐得很。我们上面怎么算账也算不过他们，他们那里的帐最真实。”

又说：“我的意思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

熊书记联系起刚才南巡同志的话，忽然明白过来：南巡同志这是对有些人地喋喋不休不满了，他这次南下，就是为了杀一杀这股动不动就往姓资姓社问题上扯的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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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大伯李宪成投来的目光，李从云知道这时候该说出一点自己的看法了。

李从云正色道：“我刚才说的，想必大伯和爸还有大哥都很清楚，改革开放这么些年，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就是有那么一些人，总是要揪着所谓的路线来说话，好像搞改革开放就会向右，走到资本主义去了，就要把华夏搞坏了。”

他顿了一顿，说：“是不是会这样，我们暂且不讨论，我只说一点，那就是爷老头子对此绝对是不满意的，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大伯应该最清楚不过，少说多做、发展经济，这是爷老头子的指导思想，在爷老头子看来，只有经济搞上去了，人民富足了，那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要不然的话，资本主义能吃饱肚子，社会主义还要饿肚子，这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哪啊？所以，对于我们华夏国内现在这样的情况，爷老头子肯定要纠正，怎么纠正呢？我看就在这次南巡上了。”

李宪成转头问李宪立：“老幺怎么看？”

李宪立笑了笑：“小儿辈都看出来了，我要是茫然不知，那还得了？”

李宪成哈哈一笑，点点头：“那么，你们说，这次爷老头子能够扭转乾坤吗？他现在，可不是军委主席了，只是我们党的一名‘普通党员’。”

李从文在这个问题上倒是很坚定，说：“就算是普通党员，那也是普通老党员，非常非常老，老到大家的资格都不如他。”

李宪成微微点头，又问：“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紧跟爷老头子，我看是不会错的。”李宪立第一次主动答话。

李宪成笑了笑，说：“错自然是不会错的，关键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出来。”

这次，李从云说话了，他露出笑容：“高举郑南巡林理论伟大旗帜，把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夏。”

李宪成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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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城罗浮站，是京九铁路大动脉上最后一个站，终点站。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专列准时抵达。从京城站到鹏城罗浮站全长2441公里。

郑南巡的二女儿搀扶着爷老头子下车。

在月台上恭候多时的华共岭南省委书记谢陆河趋前一步搀扶着老人家，发自肺腑地说：“南巡同志，我们非常想念您！”鹏城市委书记李敬也动情地说：“爷老头子同志，鹏城人民欢迎您来视察。”二小姐大声地对着郑南巡的左侧半哄半撒娇地说道：“人民欢迎你，谢陆河、李敬欢迎你。”